车轮碾过熟悉的乡路，临近山坡拐弯处，我总会习惯性按两声喇叭。从前这两声鸣笛落下，那只通人性的老狗准会摇着尾巴奔来，母亲也一定站在坡上，望着我归来的方向，眼角眉梢都堆着笑。可这次推开车门，只看见母亲坐在厨房旁的树荫下，见了我第一句就带着些委屈：“你是不是上班很忙？怎么三四天没打电话了？” 一句话像根细针，轻轻扎在心上，鼻子骤然发酸，我只能蹲下身轻声说：“妈，我这不是回来陪您了嘛。”

母亲的身子，打去年冬天就垮了。想起二十一年前，她还不到五十，就被一身病缠上，茶饭不思，整日闷坐着不说话。我们带着她从墟场小诊所查到镇卫生院，再到县医院、市中心医院，最后三次往省城湘雅跑，才算把她从病痛里拉回来，也让父亲紧锁的眉头松了些。可如今，病又找上了门，不仅让她浑身不得劲，连性子都慢慢沉了下去，没了往日的精气神。

三弟在厂里做工，只要得空，就会带母亲去路边诊所量血压、测血糖，或是请村医上门打点滴。每次看完，他总会第一时间给我发微信，字里行间都是急：“哥，妈今天精神还是不好。” 最让我揪心的是那次，清晨五点天刚露鱼肚白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父亲的电话。他的声音低沉又无助，像是熬干了力气：“娃，你妈这一宿，又没合眼。” 挂了电话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再多的电话问候，都不如回家陪她坐一坐。

记忆里的母亲，总是什么都不怕，也总闲不住。房前屋后那片贫瘠的土地，她硬是凭着一双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一年到头难得歇上几天。小时候，她把粗布枕巾剪成两片，一针一线缝好给我们当洗脸巾，小弟总抢着要花色好看的那块，揣在怀里不肯放；为了让我们改善生活，她天没亮就喊我和大哥起床推磨做 “发粑子”，磨盘转着，她的汗水也顺着脸颊往下淌；我小学六年级参加国庆大合唱，老师要求穿 “上白下蓝”，她攥着家里仅有的钱，带我去集市裁布，直到看着我穿上新衣出门，还反复摸了又摸，怕哪里没弄好。

可现在，母亲终于坐下来了。从房间挪到堂屋，又从三弟家的一楼转到厨房外的凉棚，她总在找一个能让自己 “轻舒” 些的地方，在有限的空间里辗转，试着忘了身上的疼。我们带她做了不少检查，也试了各种疗法，可遵医嘱吃了些药，效果却不明显，反而因为副作用，让她变得恍惚、多疑，越发离不开人。从前她打理得好好的菜园，如今荒了大半；洗衣做饭这些事，也全靠父亲默默扛着。有次舅姨来探望，我忍不住说：“好久没吃过娘炒的菜了。” 话一出口，才觉出满心的伤感与无奈。

这次回家，我陪母亲坐在凉棚下，听她聊左邻右舍的琐事，说十里八乡的传闻；父亲捧着他的大茶杯坐在一旁，时不时插句话，发表些他的 “独特见解”；我给他们讲些能听懂的 “时事”，也说些孩子们在外的近况，哪怕刻意 “报喜不报忧”，只要能换二老一笑，就觉得值。那只老狗也还在，趴在我脚边撒娇，要我给它挠痒痒。门前的大垱湖边，依旧郁郁葱葱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这片熟悉的景象里，最让我牵挂的，还是母亲的安康。

如今每次回家，我都盼着能再听见母亲笑着说 “你回来了”，盼着能看见父亲在田埂上张望我的身影，更盼着有一天，能再吃上一碗她亲手盛出的、热气腾腾的辣椒炒肉。娘，愿你早日好起来。